年5月22日13点02分，一代医界传奇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有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之称的吴孟超病逝，享年99岁。
从年18岁时自马来西亚回国，年同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二*医大学工作，到年1月14日正式宣布退休，吴孟超的从医生涯，长达70个年头。在退休仪式上，他还郑重表态：“只要病人需要，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！”
而吴孟超，正是这样“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”。
在这次采访最后，孙立梅问吴老：
作为向吴老的致敬和送别。
吴老，走好！
周二下午三点不到，位于长海路医院2号楼2楼，医院办公区。走廊上和两边会议室的灯都关着，很暗。工作人员说这是吴孟超定下的规矩之一：节约，能省钱的地方，要坚决省钱。
在吴孟超的办公桌前坐下来，采访开始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吴孟超那双被媒体报道过多次的、出了名的灵巧、富有传奇色彩的手。我问他：吴老，据说您的手特别小，做手术的时候特别灵活，我的手在女孩子当中也算小的，我能不能跟你比对一下？
他笑着把两只手都伸出来。我们两人的手，手掌宽度几乎相同，只是他的手指比我略长一厘米。他像小孩一样，很得意地说：一个外科医生，靠的就是心灵加上个手巧。你看我这双手啊，非常灵活，做起手术来，比年轻的医生都快！说起手术，吴孟超举重若轻，给人一种“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”的豪爽帅气。相信没有人会怀疑，一位91岁的老人，能有这种豪爽帅气，原因只可能是：他之前有过足够多的摸索，下过足够多的功夫，拥有足够多的自信。
以吴孟超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，取名《大医》。
鲍勃·迪伦在那首著名的歌曲里唱到：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，才可能被称之为男子汉?同样，一个医生要走过多少路，才可能被称之为“大医”？
一个细节是：后来在整理采访录音时，我发觉在一个半小时的录音时间里，“沙沙”的声音基本没有断过。那是吴孟超一直不停地在翻卷手中的纸张，用来锻炼双手的灵活性和稳定性。
“我做手术特别快，很多时候都嫌年轻人太慢”
医院门诊大厅的排班表格中，每周二上午，是吴孟超的专家门诊时间。现在专家门诊的挂号难问题众所周知，问吴孟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要挂您的专家门诊，或者要请您做一台手术，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吗？
吴孟超回答：“到我这里来看病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不管你是高官还是平民，你能挂上就挂。我这里不是特需门诊，不是收费很高的那种。医生看门诊，本来就应该这样，没什么特别条件。”
不同于一般医生急匆匆就把病人给打发掉的做法，吴孟超总是想办法缓解病人的焦虑情绪，耐心询问病情，给病人以一种“和蔼可亲、值得信任”的感觉。
费先生是一位上海普通市民，医院治疗肝胆疾病、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之后，两年前，他挂了吴孟超的专家门诊。在他看来，“吴老非常和蔼可亲，不是我想象的学者严厉的样子。
他就像一个慈善的老人，距离一下拉近了。”“病情讲了以后，他看了我的核磁共振跟CT片子，仔细分析一下以后，和我一起去做B超。我到B超室，他亲自帮我做B超，我心里确实是很感动的，因为他毕竟将近90岁了。”
吴孟超认真看片子
像费先生这样的病人，在吴孟超这里不胜枚举。除了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之外，除非有特别安排，否则吴孟超每个工作日的上午，都是在手术房度过的。“他们有难的手术找我，我只要有空就上。我做手术非常认真，都要事先跟病人打个招呼，了解清楚肿瘤在哪里，大小怎样，手术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，做到心里有数。有的医生从来不管这些，只在手术前看个片子，也不检查病人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不是有个说法叫‘片子医生’吗？医院的医生，如果有人这么干，我肯定会批评他们，绝对不留情面。”
说起自己做过的手术，吴孟超很少用“最难”、“最复杂”、“肿瘤多重”、“历时多久”，而是用“有意思”、“很顺”、“很漂亮”这样的形容词。仿佛做手术对他而言，已经不是一项有负担的工作和任务，而是一项令人乐此不疲、回味无穷的游戏——不是“游戏人间”，而是“游刃有余”和“乐在其中”。
他告诉我们：“做手术多了，就是一个手艺活儿。我手很巧，我做手术连年轻人都比不过我。昨天我刚做了一个三斤四两的肿瘤，只用了一个小时，一般人做，需要两三个小时。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做手术，我还嫌他们动作慢呢！”
怎么能做到这么快？
“因为我熟悉解剖啊，我从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搞肝胆解剖。外科医生最重要的是解剖要熟，解剖要是不熟，那非出事不可。另外就是熟悉病情，肿瘤长在什么部位，周围有什么大血管，做手术的时候要小心点什么，我都一清二楚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喜欢用手，不喜欢用机器设备，不像他们有些人做肝胆手术，要动用很多仪器。我不用，我就一把钳子，一双手。我手小，又灵巧，你看我常常练手，坐在那里开会，手也在动，就是为了锻炼灵巧程度。”
“肝胆解剖，我闭着眼睛摸都是熟门熟路”
任何一种真正的技艺的练成，背后都有无数的功夫，绝难投机取巧。庖丁能解牛，是因为他对牛的骨架结构非常熟悉，手起刀落从不出错。吴孟超所说的“熟悉肝胆解剖”其实也是如此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已经熟门熟路了，闭着眼睛也不会弄错”。
年是吴孟超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年份。这一年，他入*、参*，晋升为医院（医院，医院）的主治医生，跟随著名的外科医生裘法祖学习了两年的“裘氏刀法”。“提了主治医生，要独立工作，要发展，做出点成就来，尤其我们还附属于一个教育单位，必须要想一个更专业的方向。我就去请教裘老，我很佩服他，敬仰他，他人长得也很帅，做手术很漂亮。他告诉我，现在还有一个薄弱环节，就是肝胆，中国肝病、肝癌病人很多，你有兴趣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。”
中国人有很重的“肝胆”情结，形容好朋友是“肝胆相照”，形容珍惜是“心肝宝贝”，但如裘法祖所说，中国当时在肝胆方面的医学研究几近空白。吴孟超先是翻译出版了美国人撰写的《肝胆外科入门》，跨出了第一步。
年，吴孟超和张晓华、胡宏楷组成向肝胆外科攻坚的“三人攻关小组”，吴孟超任组长，并确立了要从肝胆解剖入手。
在第一步做肝脏标本时，三人小组就遇到了困难。“肝脏跟别的器官不一样，别的器官只有一个动脉进去，一个静脉出来，就只有两根血管。肝脏有四种管道，管道很复杂，交叉综合，对它的规律要摸清楚，摸清楚才能做手术。要分清楚这些管道，就得找到每个管道的进口，从进口打一种溶液进去，然后这个溶液能凝固，凝固以后，把肝脏组织腐蚀掉，剩下来全是管道，这样才行。那么，用什么东西打呢？打进去的溶液要有颜色，那好办；但打进去的溶液要能凝固，凝固后又能不被腐蚀掉，要保留下来，这样才行，要是一起被腐蚀，那就啥也没有了。”三人小组进行了多种尝试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后来受容国团获乒乓球冠*的启发，三人小组用从乒乓球厂买回来的碎片，即可溶解于丙酮的赛璐珞，作为灌注材料，获得了第一个肝脏血管和胆管的立体模型。
到年底，三人小组总共制作了个肝脏腐蚀标本，有助于深入了解肝脏的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，吴孟超的“熟悉解剖”也由此而来。
吴孟超在制作肝脏血管铸型标本
年3月，由外科主任郑宝琦同三人小组成员共同配合，由吴孟超主刀，为中年妇女陆小芳成功切除了长在右肝叶上拳头般大小的恶性肿瘤，术后三周病人出院回到工作岗位，医院建立以来首例成功切除的肝癌手术。媒体报道“这是我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”。
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：手术原定的主刀人是郑宝琦，但在手术开始之前，郑宝琦在原定主刀位置上，把手术刀交给吴孟超，示意两个人换个位置。“主任说我专门研究这个，一定要把刀给我，叫我做。我当然觉得科主任是信任我，我也很高兴，也有点紧张。做完以后成功了，我就守在病房里观察，得对病人负责。”
“最大的遗憾，是没能赶回去见我的妈妈一面”
在年这台手术之前，郑宝琦先生就已经是吴孟超的伯乐了。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，身高只有厘米的吴孟超被分配留本校小儿科，他想做外科医生的要求被拒绝。
年，医院面向社会招聘医生，吴孟超去应聘外科，主考官就是郑宝琦。
郑宝琦一开始也对吴孟超的身高问题感到犹豫，但吴孟超很自信地说：我小时候割过橡胶的，我有一双巧手，我适合当外科医生！正是被吴孟超这种精气神儿打动，郑宝琦决定录用。事实证明郑宝琦的眼光很准：短短十年之后，吴孟超就成为国内肝胆方面最出色的医生。
而这双手，从在马来西亚割橡胶，到在上海拿手术刀，吴孟超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。
年，吴孟超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一个贫苦的山村农民家庭。6岁时，随母亲和小弟赴马来西亚，寻找在当地做苦工的父亲。“我爸爸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我的妈妈是童养媳，根本不识字。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，我的父母非常爱我，我爸爸觉得不念书就只能受人欺负，尤其是在国外，所以决定无论如何要送我去念书。但是家里没钱，我很懂事，就能读半天书，另外半天跟爸爸到橡胶种植园去给人家割橡胶。割橡胶是很讲技巧的，要把树皮割开，里面的胶才能流出来。但树干本身有个水线，是供应营养的，割的时候不能割破这层水线，否则这块伤口上就长出一个疙瘩，下次就不能从这里下刀了。有的人不管这个，但我就特别注意。这个跟做手术差不多，好的医生开刀，要准，还要稳，切口尽可能地小，我现在拿手术钳就是这样，非常精细。”
除了割橡胶，吴孟超自言从小就喜欢做手工，雕刻、编篮子，都会。“当时的华侨都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，我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很深，并且带领同学们来支援抗日。爸爸想让我去念英文班，以后还可以去新加坡上学，但我说我对外国不感兴趣，他们老是欺负我们。国家不强，人民就只能受欺负，所以我要回国，参加抗日战争。”
初中毕业时的吴孟超
年初，18岁的吴孟超与几个同学一起离开马来西亚，踏上回国之路。“回国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我约了几个同学一起，谈了一个晚上。我的父母都来送行，但我没跟他们一起。我就记得临走的时候，我的妈妈抱着我妹妹，向我挥手。这是我想起来觉得最后悔的事情，那个晚上我应该跟父母住在一起的，他们应该也没睡好觉。就是永别了，我以后再也没见过我的妈妈。”
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人，完全没有意识到离别之殇。而当沧桑阅尽，91岁的吴孟超再次谈起“我的妈妈”时，那种时间沉淀的遗憾和悲痛，以及情势相阻天涯相隔的无可奈何，足以令听者动容。
年吴孟超带着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吴佩煜回福建老家，见过父亲一面。
年，当吴孟超正在潜心研究肝胆手术时，父亲患胆囊结石在马拉西亚去世。
“年，我弟弟来上海。当时出国已经不是那么难了，我跟他说，你先回去，我很快就回去看妈妈。我托弟弟给妈妈带了一双绣花鞋、一对玉手镯、一盘介绍我成就的录像带。我妈妈是个童养媳，从小没享过什么福，绣花鞋和手镯，有点像人家送姑娘出嫁时的陪嫁，我就带给我妈妈。听说我妈妈收到之后非常高兴，说总算可以放心了。之后没过多少时间，我妈妈就没了，就睡觉的时候，一下子睡过去了。这个是我最大的遗憾，没能赶回去见我的妈妈一面。”
“我觉得很内疚，没有关心好爱人”
问吴孟超：一生之中受谁的影响最大？他想了一下，说：要感谢裘法祖教授的指点，然后是父母临别前的教诲。“我父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，我回国之前，他们对我说：一定要记住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要跟朋友搞好团结。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，这就是我的家庭教育。”
吴孟超一直实践着父母的这句嘱咐。历尽波折回到国内，去延安不成，于是在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，进入当时在昆明郊区的同济附中。
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一起回国的同学都与家里失去了联系，也失去了经济援助。其他同学都去找工作，或者参*，只有吴孟超和一位姓*的同学靠卖报纸、拾破烂、做家庭教师等兼职，苦苦支持着学业。当年因爱国而选择回国，在文革期间，吴孟超却因华侨身份被剥夺了主治医师的头衔，还一度被造反派威胁“砍手”，对一位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而言，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，幸得挚友陈汉挺身而出，给了吴孟超很大的保护和安慰。
对吴孟超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个人，当属妻子吴佩煜。吴佩煜是他在同济附中时的女同学，“我们班上有四十多个同学，只有五个女生。她是杭州人，长得很秀气，人也很淳朴，念书很用功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我的经济来源断掉了，但我这个人，做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，我还是要想办法打工读书。
冬天，她看我衣服穿得很少，就织了一件毛衣给我，我非常感动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本来想考工学院，她就建议我，还是学医好。我没有家庭可以依靠，又生在乱世，当个好医生，至少可以养家糊口。我觉得这想法很对，于是就跟她一起考上了医学院。”
吴孟超与吴佩煜结婚照
年在昆明相识，年在上海结婚，到吴佩煜病逝，六十年的婚姻生活，吴孟超夫妇一直是众人眼中的恩爱夫妻。吴孟超的一位年轻朋友这么说：“医院住院，吴老很忙，但每天都去看她，每次只停留一小会儿。每次吴老来，吴阿姨都高兴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。我们都劝吴老多陪陪阿姨，但他一个是忙，另一个，他也说，他呆的时间多了，会让主治医生难做，好像不信任人家似的。”
少小离家的吴孟超，在吴佩煜这里获得了一个最安定的大后方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对她还是有点内疚的，我没关照好她，没照顾好她。她也是做医生的，很努力，也有工作任务，也有晋升的要求。但我家里的事从来不管的，她必须把很多精力放在家和孩子上面。她有时候也会说我把家当成旅馆了，但每当我有新的任务，她都会告诉我：你放心去做吧，家里你就别管了，我来管。这是一个让我很内疚的事情，我没关心好她。”
全家合影
“外国人现在说的转化医学，我几十年前就在做”
吴孟超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创立的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，至今还在被临床广泛应用。年，吴孟超提出“五叶四段”理论，突破了过去只将肝脏分成左右两叶的简单划分，为后来的肝胆解剖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同一年，他发明了著名的“常温下间隙肝门阻断切肝法”。“过去做肝脏手术，病人麻醉了之后，还要泡在冰水里面，这样才敢做肝门阻断，阻断之后就没法供血了。但肝门阻断的时间很有限，有时候手术还没完成，就必须放开了，否则这个肝脏是要坏死的。但这样做，一个是病人吃苦，另外就是手术后并发症很多。我就想，在常温下做肝门阻断行不行？一个拧水龙头的动作给了我灵感，如果肝门也像水龙头一样，先关15分钟给医生做手术，然后放开让肝脏供血，然后再关闭，这样行不行呢？我先在动物身上做实验，看看阻断过几次之后，动物反应如何，肝脏功能恢复如何，都是好的，那么就可以应用于临床了。这个方法用到现在，全世界都在用。”
从临床上发现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拿到实验室去研究，再将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结果，应用于临床，提高疗效——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将此称为“转换医学”或“转化医学”。而吴孟超说：我们老早就在做这个事情了，只不过没提出这个词而已。“在中国，肝胆外科的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就是一个转化医学的实践过程。刚开始先做解剖，然后将解剖结果应用于临床。肝胆外科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也是这样，刚开始是三人小组，接着是附属在普外里面的肝胆外科；然后成立了独立的肝胆外科，是一个独立的科室；后来一个科室不够了，医院。这个路是一直往前走的，我们在安亭又盖了新院，平台不断扩大。”
除了搭建好平台，吴孟超认为，一项学科的发展，还离不开人才。他现在还在带博士生，医院的很多名刀，都出自吴氏门下。问吴孟超，在选择弟子时，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他回答，是当年裘法祖强调的“三会”。“第一个要会讲。要读过很多书，还能到国际讲台上说出来。第二个是会做，做事要扎实，做手术干净利索。第三个是会写，不能做完了就忘，每一阶段的工作都要总结，想办法著书立说，留给后人。这三个之外，我还要看这个人道德素质上是不是过关，是不是专心致志为病人，是不是专心致志做科学研究。我就按这些标准挑学生，现在在我下面工作的，基本上都是我的学生。”
医院的很多同事，尤其是年轻的护士们，喜欢叫吴孟超“老爷子”，其间包含尊敬、信任、亲切等诸多元素。但是他们也发现，这位91岁高龄的老爷子，一点都不肯服老，他的眼睛看得很高，很远。“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。特别是当前，我国的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，基础研究、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，迫切需要突破。第一个是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，大家都知道发现越早，治疗效果越好，但现在只有60%能早期诊断，另外40%是隐性的，得研究出来一个早期诊断肝癌的标志物。第二个是研究肝癌的发病过程和信号传导，就是看这个病是从哪条路过来的，你把它堵在中间，就能有效阻止它继续恶化。”
“我不收病人的小红包，但我愿意收‘大红包’”
吴孟超的一双巧手，创下过一系列的骄人记录：
年，由吴孟超主刀为一位中年男子切除了中肝叶肿瘤，这是我国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。手术整整进行了六小时，攻克了“禁区中的禁区”，被公认为是中国肝脏外科史上的里程碑。
年，经过12小时手术，吴孟超成功地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特大海绵状血管瘤（体积为63×48.5×40厘米，重达18千克），这是迄今为止国际文献报道的最大的被切除的血管瘤，标志我国肝脏外科技术已日臻完善，“吴氏刀法”已达炉火纯青的阶段。
年，吴孟超率先开展小儿肝胆外科研究，为浙江渔民的仅4个月大的女婴成功切除腹内重达克肿瘤。这名女婴后来成长为一名护士，目前就在医院工作。
年，以83岁高龄，无视“如果做砸了，大半辈子的名誉怎么办”的压力，为湖北女孩王甜甜实施中肝叶摘除手术。
两台手术之间休息,他孩童般看着自己的双脚
当这双手屡次创下“刀到病除”的奇迹，外界难免会好奇：要用多大的红包，才能请得动吴孟超来主刀？吴孟超摇头：“我绝对不收病人红包。作为医生来说，这是道德素质的问题。一个人生病，全家都跟着痛苦，连带亲朋好友都痛苦。再收人家红包，就太不像话了。”
除了不收红包，还要用最节约、最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医治病人，这是吴孟超一贯的坚持。这对一位医生来说毫无问题，医院的院长，如何做好管理工作？
“我的做法是，医院要想办法节约开支。比如说从仪器上节约，所有的医疗器械，我们都买最便宜和最有效的。有的仪器非常贵，医院要回收成本啊，那么开一次机，就得病人花很多钱。还有药品，我们不用最贵的药，有效的药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医院节约了开支，病人也省了钱。另外从管理上，我们抓得也很严，你看我们走廊的灯，只要是休息时间，都是关着的。但是——”吴孟超话锋一转，“我不收病人的小红包，我只愿意收‘大红包’。”
吴孟超所说的“大红包”，指的是来自病人的捐款。“你看我们这栋16层的大楼，就是台湾的尹衍梁先生捐款万元建成的。他的干爹在我们这里住院，对我们很是佩服。尹先生来看望，他干爹就对他说：医院，你现在有钱了，医院的建设。但那是90年代，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再加上是台湾同胞捐赠的，学校不敢收，我认为可以收。后来报到总后，领导批了，才敢收下来的。年大楼落成，还请尹先生来剪彩。”
在医院楼下，我们看到来自不少单位和个人的捐款名单。吴孟超说：“人家出院之后，不骂我们，还肯给医院捐款，说明人家对我们的工作是认可的。这个钱不是进我个人的腰包，医院，给病人做贡献，我收得很高兴，理直气壮。”
不仅自己不收红包，年，吴孟超将个人积蓄和奖金30万元和社会捐赠共万元捐出，成立“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技术基金”；年，吴孟超拿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万元奖金，全部用于肝胆外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。“我的平台有了，接班人也有了，我的心就定了。”
来源：新闻晨报
本文来源：半岛晨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