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年前，父亲去世后，庞俊开始思考死亡。
“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，不留遗憾，去世时安详。”在他看来，死亡足够普通，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。“大多数人只是惧怕死亡的过程，如果是自然死亡，比如睡一晚就无法苏醒，上个厕所吃口饭谈笑间死亡，就没什么恐惧的。”
“我只想安详离世”
庞俊的父亲在他高考前夕检查出肝癌，住院四个月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。病床上的父亲，不能说话，总是皱着眉头。在医院，庞俊看到，父亲身体插满管子，无法进食，仅靠打点滴维持基本需求；无法排泄，体内的尿液靠管子插进肚里向外排出；体内出血，并伴随着剧痛。如果不插管子，肚内腹水足以撑破他的肚皮。人体新陈代谢无法发挥作用，每天要注射大剂量止痛药。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是在剧烈疼痛中度过最后的日子。高考前一晚，庞俊凑到父亲耳边说，等明天高考结束，就能安心陪在他身边。父亲已经没有力气说话，眼睛一直定定地望着他。
次日凌晨，父亲突然内出血，凌晨4点心跳停止。三个小时后，庞俊迎来了高考第一场考试。他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，那一年的考试也考砸了。
“我没想到第二天他会走，不然会一直陪着他。”没有最后同父亲告别成为庞俊心里最大的憾事。
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立法“安乐死”。
几个月后，庞俊在网上看到了“安乐死”三个字，以及作家琼瑶“呼吁安乐死合法化”的文章。
他指的是年3月，琼瑶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发表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，名为《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，她在信中写道：虽然我更希望可以立法“安乐死”，不过，“尊严死”聊胜于无……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，不动大手术，让我死得快最重要……不论什么情况，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。
“安乐死”自此走进庞俊的视野。他坚信，“它是痛苦的人需要的。”父亲病重时，庞俊脑子里还没有安乐死的概念，“如果有，我会建议（让父亲安乐死）。”
庞俊在百度上发帖，希望收集到更多关于安乐死的信息。“很多人都是身体还没那么糟糕却急着寻死的，这不是安乐死的宗旨。”
死亡议题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父亲的死亡带来的痛苦令他至今无法忘记，尤其是父亲饱受病痛折磨的画面。
父亲生病去世之后，庞俊的胆囊和淋巴也检查出问题，“目前没什么反应，医生说随时体检，但年龄增大后就说不准了。”他身体情况每年都在变差，想为以后作打算，“当绝症来临之际，可以体面有尊严地离去。”
20岁的庞俊刚买了新房，他憧憬美好生活，他觉得安乐死只是他生命末端一种可能的选择。“如果没恶化我会珍惜生命，但是生活没质量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去死。”跟他有一样想法的还有一个患血管瘤的同事，“我们都希望在生活没有质量的时候体面地离开，安乐死只是人们的一个追求意向，是坦然面对死亡的一种方式。”
他曾经在一段视频上看到，即将执行安乐死的绝症病人们，在面对死亡时手舞足蹈欢声笑语，开心唱歌。“死亡在这时何惧之有？”他说。
这个年轻人希望有一天能够计划自己的死亡。
“我能选择如何死亡吗”
28岁的黑龙江女孩谢可被迫更早面临这一问题，她只能将寻求经验的眼光移向海外。
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接纳外国人安乐死的国家。5月9日，澳大利亚一名岁老人大卫·古德尔在瑞士实施安乐死。安乐死实施当天，瑞士诊所的医生问了他几个问题：你是谁？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你要来这个诊所？你知道用药之后的后果吗？他平静地回答完这几个问题，输液管的开关交到了他的手上。他的身边是自己的家人，房间里回荡着《欢乐颂》。他滑动开关后安然离世。谢可在网上看到了这则新闻，她喜欢老人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为什么我要因此而伤心呢，我不觉得死是一种残酷的事，而是一件自然的事。”脑炎和抑郁症伴随她已有十年，后来她又陆续查出患有肌肉萎缩，癔症和妄想症。
因为疾病，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。“这个病让我结不了婚，上不了班。一切都乱了。”谢可每天待在家里，上网或者昏睡。她会因为取一个快递感到焦虑狂躁，时常莫名大哭。医院多次，住院输液，吞下十多种药片，经历过腰穿、埋针等一系列治疗，在医院接受过无数次MECT（无抽搐电休克）治疗，一股电流冲进她大脑中，让她失去意识。
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她出现幻觉，觉得有虫子在啃食她的身体，全身疼痛难忍，有次在无意识中拔掉了埋在手臂里的针管，血顺着她的手臂流了很长时间。她不想吃任何东西，被插上鼻胃管，身体被捆绑住，接受医生的灌肠，“当时我特别想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治病多年，这种“慢性的精神折磨”并没有放过她。她认为药物对她而言完全失去作用。从最初夜里频繁做噩梦，到彻夜失眠，她彻底被黑暗包围。她形容这种生活“如同活在地狱里，完全被痛苦摧毁了。”糟糕的时候，浑身疼痛难忍，心情恶劣。
她认定自己“患上不死的癌症”，“家人都跟着我痛苦。”无缘无故的恐惧感最让她受不了。病情加重后，谢可想到了早就知道的安乐死。“难道我不能选择如何死亡吗？”她说，她活了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快乐过一天。“死亡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可以摆脱欲望，也没有恐惧了。”
活着与死去
谢可在一个清晨把自己想安乐死的决定告诉了家人，并开始实践自己的计划。她的母亲今年在疾病的折磨中去世。“这更让我丧失了全部的信念。”她说服了父亲，“他知道我有多痛苦。”
她不断搜索世界上相关案例，比如一个患上抑郁症的比利时年轻女孩，被同意执行安乐死，“但是其他国家都不允许。”
一个月前，谢可在瑞士尊严中心